古老的大运河，带着许多美丽的故事，沿着我村的北面，弯弯曲曲，有如一条巨龙，由南向北延伸而去，运河之水，装载着悠久的历史文化，长流不息，养育了两岸勤劳的儿女。吃运河水长大的我，对运河有着无数的情缘和联想。记得小时候50年代，生产队种水稻，浇灌全凭河里的水，秋天稻穗香，农民收割忙，连垄沟里的鱼都肉肥籽满，一派鱼米之乡的光景。大河[运河]里来得都是黄河的水，一到5月俗称麦黄水，几乎和河堤平槽，小河[减河]一提闸，流水发出隆隆之声，离闸口老远，就听到哪儿的热闹景象：鱼民们摇着小船打鱼、用网子罩鱼、流网逮鱼，鱼业队[大队组织]的大船用拉网，一网上来，就几百斤，大鱼有几十斤重，吃的时候用铡刀铡开。到了七十年代，因为水利工程的原因，大运河有了断流，但还是洪水滔滔，麦黄水[麦子黄梢时来水]、冬季过水、汛期来水，仍然是人们的生活依靠。随着岁月的推移，我也从孩童长到了青年，十八九岁，花儿一样的年纪，充满了幻想和憧憬，有时，在河边看到水文站的小船测流，和其他人一样，充满了好奇。1972年5月的一天，父亲领着我走进了水文站的小院，接待我们的叫卞耀存，中等身材，宽宽的肩膀，英俊的面孔，他问我文化程度，“文革”期间的初中生，我不敢说初中，只说是小学毕业，从此，我就成了这小院的其中一员，不久，卞师傅调到别地水文站去了。我们站一共四个人，站长刘振东，高高的个子，浑身透着精神，张银生，满面慈祥，他是会计，高辉，是站上的青年主力军，再就是我，新来的协助员。他们都叫我小赵，我也愿意听。刘站长领着我从小院到两个断面走了一圈，介绍了水文站的一些情况，我似懂非懂的装满了脑子，疑惑地想：水文站不是干体力活的地方！因为正是汛前准备，站上几分忙碌的样子，测断面，测水尺，我的任务是每隔几天涮一遍两个断面的小船，船是测流的设备，上面有绞车，岸边河堤上有绞箱，里面绕着挂缆钢丝绳，是固定起点距用的，以上的内行用语，都是高辉告诉我的。我是本村的，回家吃饭，晚上到站上睡觉，那时，人们都有夜间工作的习惯，老张摆弄他熟悉的财会账，算盘打的乒乓响，高辉绘制的大断面图干净板生，老刘习惯地坐在椅子上，左脚丫也上来了，右腿上放着黄色的测验规范，有时因为技术问题，他和高辉争得面红耳赤，老张是他们的和事佬。不过几日，我的面前也多了几本数学课本和规范。那年汛期南运河是6月23日夜间2时来水，1-2米高的水头，我们连续几天等水，都熬红了眼，跟着水头，一直到断面，我利落地挂好了过河索，{就势洗了个澡，固定好了测船，刘站、老张他们忙碌起来，看水位、测深、测速、取沙样。我背着水样瓶断面、站上来回跑，看到他们测完了一次流，没多时，又开始测下一次，垂线间还有重复测的时侯，测了一宿，24日临近8时，老刘和老张带着水位和流量资料，赶紧回站发报，我和高辉留下，根据水位情况继续测流取沙。这下有了我表演的机会，怎样固定垂线，测深、测速、停表，全学会了。水头过去了，测验进入了正常期，每天测一个流，有时赶到晚饭后，我们乘着明亮的月光，摇着小船去测流，也别有一番情趣。我很快进入了角色，不但会测流，也学会了看水位、定自记、取沙、校报等。随着运河水位不断上涨，不几日，捷地减河提闸放水，我们分成了两拨，分别测验，人员少的时侯，就测完了运河测减河，含沙室放满了水样瓶，白天测报，晚上校流量、处理沙样，忙碌的日子过了两三个月，洪水落了，站上的人们总算松了一口气，望着厚厚的流量测验记载表和水位过程线图上流星似的流量、含沙点次，刘站有点激动地说：这一阵子没白忙活，测报结果不错，小赵也能顶一个人用了。受到表扬，我心里热乎起来。8月的一天，分站领导张得功来看望大家，他是部队转业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