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是伟大的，不仅仅她孕育了我们的生命，更由于她的柔弱和美丽。所以我们很容易地叫出妈妈或娘。叫出爸爸或爹对于很多成年人来说是不容易的事情。对于在外工作二十几年的我来说，更是这样。但这并不能代表我不爱自己的父亲，有时对父亲的爱是不需要更多的语言的。

　　我的父亲是一个典型的既老实又本分的农民。他和母亲含辛茹苦养育着我们三个孩子。就是在文革动荡时期，父亲凭着他的木工手艺支撑着一家五口人的生计，我们并没感到生活的贫穷。在村里父亲是数的着的巧把式。

　　记得在我备战高考的几个月里，正赶上家里盖新房。父亲为了省钱，自己烧起了砖窑。那时父亲刚过40岁，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他一趟趟地背着象小山一样的土坯进出窑洞；一趟趟地挑着上百斤重的水桶上下五十多度的土坡去浇砖；又一趟趟地把烧好的青砖背下来装车运回家。

　　有一天深夜，就在父亲上窑查看烧砖的火候之时，突然一脚陷进了烧的通红的砖洞里，父亲顺势一倒，强忍剧痛把烧焦的左腿拔了出来，又一瘸一拐地回到了家里。由于那一次的事故，比我小三岁的妹妹也放弃了上高中读书的机会，帮着父亲盖起了现在的新房。

　　可能正是体谅父母辛劳的原因，我放弃了留校进一步深造的机会，调到了离家较近的石家庄市工作。因为我深深记得父亲曾说过的一句话：东北太远了，这辈子可能去不了一趟。确确实实，在我留校五年的时间里，父亲一次都没到过东北。

　　1996年的秋天，母亲的脚得了骨质增生，几乎不能走路。家庭的重担又一次压在了父亲的肩上，除了忙碌地里的农活，还要陪母亲到处看病。有一天，父亲开着农用三轮车，拉着母亲看病，半路上一辆大货车把父亲的三轮车顶翻在路边，并且逃离。父亲被侧翻的三轮车重重的压在了下面，水箱里滚烫的开水浇在了父亲的双腿上。父亲紧咬着牙关挣扎着想脱身，可怎么也动弹不得，直到晕了过去。此时母亲也摔出十几米远不省人事，头上还不时流着鲜血。幸亏好心的老乡及早发现了险情并把父母送到了县医院。当天下午，妹妹打电话给我，我放下手里的工作急忙赶到父亲身边。此时父亲经过了简单的治疗包扎后已经苏醒过来，好在母亲只是头皮撕裂伤也已经处理完毕，我的悬着的心这才松了一口气。

　　因为我也算是半个医生（药剂师），问了医生一些情况后我查看了父亲包扎的双腿。烫伤很严重，且小腿腕部环行烫伤，今后必须植皮手术。之后，我又发现父亲的臀部也有烫伤，医生由于疏忽尚未发现。当时，我很生气，坚决要求转院治疗。我租了辆出租车来到部队医院。可想而知，父亲是怎样忍着剧痛“坐”了2个小时车程的。

　　接下来就是输液控制感染；暴露伤口喷涂烫伤药剂。由于烫伤液的酒精刺激，每次喷药时，都是父亲咬着牙关挺过来的。我总是坐在床边紧紧地握住父亲的手，内心和父亲一起用力，身体和父亲一起淌汗。

　　治疗到20多天时，父亲大部分烫伤已经痊愈。可是，小腿腕部的植皮没有成活，结痂下又出现了感染。必须重新植皮和切痂，可以想象，这无疑象剥一个大活人的皮一样。几天里父亲都是在撕心裂肺、声嘶力竭中度过的。我眼里强忍着泪水默默地祈祷着，别怪当儿子的心狠，除了能说几句安慰的话语，我还能做什么呢！

　　这就是我即熟悉又陌生的父亲。以后每次回家见父亲的第一面，我和父亲的眼光碰到一起时，内心总有些酸楚和歉意，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叫声“爹”吧，出来工作这么多年有些不习惯；叫声“爸”吧，毕竟是农村长大的孩子又怕老爹听不习惯。每次这样场景尴尬过去了，我总是责怪自己嘴苯。不过接下来的几天就很自然了。有时还故意多加上几句：“爹”，那东西放哪了。“爹”，村里那人怎样了。

　　现在，我的孩子也已经长大。一口一个“妈”的叫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