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博物馆出来，我看着堂前走廊里坐着许多上了年纪的老人，他们有的轻声交谈，有的戴着老花镜做着手里的活儿计，有的干脆在那里闭目养神，是不是这堂上的药香能够延年益寿，才使他们云聚于此，我不得而知。

　　走在河坊街上，我忽然感到那座偌大的博物馆不再是一种骄傲，而是一种莫名的悲哀。尽管有识之士保护性地收集了满满一个中药博物馆，但博物馆中的一些实物的东西和一种内在的中医精神正在逐渐消失，慢慢死掉。我们既需要把一些死了的东西放进博物馆，也需要把一些活着的东西留在人世间。

　　想起了生死就想起了自己。我命大，这是乡邻们的共识。我的命大是因为在生我的乡村有一个救了我一条小命的中医。当年尚在襁褓的我，有一天忽然没来由小脸发紫，呼吸急促，从大哭到小哭，最后不哭了，母亲急坏了，带我跑到村上的卫生院，卫生院说还要半小时才能上班。母亲后来说她当时做了一个一生最正确的决定：那就是没等而是抱着我跑到我的一个本家老奶奶家里。本家老奶奶掐我的人中，没反应，喷水，没反应，拿出针灸，在我身上扎了若干针，母亲看得都有些不忍。一贯气定神闲的本家老奶奶也急得满头大汗，直到我哇的一声哭出来，她才一擦汗，说：阎王总算没把这小子的小命要走！后来老奶奶故去了，她的一盒针被弃置在窗台上，现在我依然清晰地记着那些散乱放置的银针的样子，在强烈的阳光下散发着暗淡的光。人去人，针还能保留一段时间，但她的针灸技术却一刻也没存下。我不知道如果我当年不是五六岁，而是十五六岁，我会不会去学一个中医的针灸？

　　上学时一个和我很要好的同学，他祖上是中医，传到他爷爷时，家里的中医就断了，只剩下几本破旧的医书，我这位同学每每言及此，伤心之情溢于言表。后来他报考了极为冷门的中医学院，也算宿愿得偿。但毕业时问题来了，中医找不到工作，只好暂时放弃了自己学了四年的专业，去了一家医院。他在那家医院里做得很好，没两年，就做到了医院专家办主任。正当我得知这一消息后，欲向他讨庆贺的彩头时，他却辞职了，又去中医大学读研究生了。同学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突然觉得，我们的中医是否寄托在这些极少极少的有个性的人身上？现实就是这样，西医院门前需要半夜来排号，人头攒动；中医院门口却冷冷清清，门可罗雀。更有甚者，我曾经见到一个中医的研讨会上，外国人竟有许多。难道会有一天，我们需要到外国去进口中药、引进中医吗？

　　离开庆余堂很远了，那一股股浓浓的中草药香味还在我的周身萦绕；离开庆余堂很久了，那一股股浓浓的中草药香味还在我的记忆中挥之不去。但究竟这药香能飘多远，能留多久，我自己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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