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胡庆余堂是个意外。

　　本来我在杭州市河坊街的仿宋代古建筑群中没有目的地游走，徜徉在宋代的古风中，看着繁华的仿古街道，自西向东进出于林立的各色小店，线装书店、龙井茶庄、张小泉剪刀铺、印章店、泥人店一一过眼，忽然小店没有了，代之以一面数十米的白壁，上面写着三四米高的“胡庆余堂国药号”七个大字，看到这七个字时，鼻腔里仿佛立刻弥漫着一丝中药的香味了。我误走误撞，竞走进了那个名满天下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创办的药局“胡庆余堂”。走到白壁的尽头，向右一转身，步行数米，才算进了庆余堂的大堂。我去胡雪岩故居，他的故居也是从一条只有几尺宽的逼仄小巷深入数十米，同样是一转身，才是掩藏在里面的几丈高阔的门楣，从几尺宽的小巷到几丈的门楣，这是何等的落差，难道真是那个复杂的时代，复杂的局势，形成的复杂性格，才有这个复杂的落差结构。在晚清，胡雪岩是个特例；在河坊街，胡庆余堂也是个特例。他把临街的十几个铺面的面积，用一块大白壁遮蔽起来，而不像其他的商店，全都把铺面开在临街处，好像很内敛；但说他内敛吧，那白壁上的三四米高的大字，又张扬到了极点。

　　庆余堂内仿佛更是张扬，有一种金碧辉煌的感觉。头顶上几排大型的灯笼垂下红色的丝绦，金黄的饰物点缀着朱栏，紫色木头做成的巨大药柜整齐排列，堂中一个玻璃罩着的宝盒，盒中陈列着一支巨型的人参，数十根须张扬展开，像一把大蒲扇。问伙计，这是否是镇店之宝，伙计却说，“戒欺”的木质牌匾才是镇店之宝。时不时有人提着满满一蛇皮袋的中药从堂上出来，他们来肯定不是冲着这支大人参来的，而是冲着堂上的药香和“戒欺”的木匾古训来的。

　　我没有买药的任务，给孩子买了几袋姜汁糖后，穿堂而出。在堂前小池边向右一转身，踏进两树芭蕉掩着的一个古色古香的木门，这个木门里就是胡庆余堂中药博物馆了。

　　踩在吱呀呀的楼道，登上木质楼阁，展室左转右翻，四千平米的面积将药学概况、庆余堂历史、各类药物标本和加工药物的作坊等含入其中，穿行其间，走走停停，我一下子仿佛进了一个迷宫。忽然想到我在北京寻找一位名医的经历。在北京的小胡同中穿行，同样是走迷宫式的感觉。一个中国人，被自己国家的胡同、中药迷了进来，应该是一件好事吧。着着眼前陈列柜中的一种种药物，真是对老祖宗充满了敬佩之情。从神农第一次尝百草，到《内经》的帝歧问答，从桐君老人的《桐君采药录》到扁鹊的“望闻问切”，从张仲景研《伤寒杂病论》到华佗施麻沸散，从孙思邈订《千金方》到李时珍修《本草纲目》，这群执著的中国人，他们每个人都是一辈子只走了一条路，做了一件事：他们用中国人的思维，甚至用自己的生命，开创了一套系统的中医理论，识别了中国大地上的珍贵物产草药，并用这个物产救扶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我一个人坐在中药博物馆的木廊里，伸手捕捉从木板的缝隙中漏下的阳光，光影中尘埃在阳光中特别扎眼，起起伏伏，扬扬落落，光线像利刃一样切在我的掌上，仿佛光阴在我手中轮回流转。看着这尘埃、这光刃，不禁使我想起自己与中医和中药一些纠葛。

　　躺在斗室中病床上的日子。我们身处波澜不惊的小时代，也许只有病痛才能使我们找回自己。病其实是个好东西，只有病才使我真正把手头的一切暂时放下，与各种苦涩的药成了莫逆，与万丈红尘悄然绝裂，此时此地，安安静静地躺着。身边的炉火上，一只药锅内正慢慢地细细地翻腾着咀嚼着那些不知名的草，炉火正红，药香弥漫。两眼一闭，开始回想自己的过去，自己的过去也不再像从前那样的泾渭分明，功过分晓；双目微睁，向前想一想自己的未来，自己的未来也不再是那样清晰，那样一片光明。惟一不想的就是现在了，因为自己的现在只在那一只药锅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