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了一年中的这一个季节。经过了2003年的那一个春天，每到这一个季节心中总有一种特别的感觉。闭上眼又看到了在那遍地红花绿草间不停穿梭的白色身影；深吸一口气就闻到了那种特殊的味道——那是混合着花草香、沙尘味、消毒液、和令人防不胜防的病毒气息的味道。

　　记忆被拉到了2003年5月的一天。

　　小镇上，没有了往日的熙熙攘攘，空气中充斥着紧张的气氛。时不时看见全副武装的人背着喷雾器四处喷洒消毒液。电视上每天都在滚动播放着SARS的传播途径，普及着各种自我防护知识。随着“疑似病例”的增加人们的心也仿佛一下一下地揪紧了。“消毒”、“隔离”、“测体温”是那时使用率最为频繁，人们每天做的最多的事。

　　平静的邮政大厅里，只有几个不得不出来办业务的人。每个人都把自己“武装”的自认为很安全而且刻意保持着与别人的距离。被大白口罩捂的只剩眼睛的女职员正警惕地看着走进大厅的每一个人。

　　一位年过半百、头发有些零乱、没有带任何防护用具的老妈妈匆忙地推门进来，“同志，我要寄封信，有邮票和信封吗？”

　　女职员点点头，举起戴着防护手套的手伸出一个手指头对着老妈妈晃了晃。

　　“是一块钱吗？”老妈妈迟疑地问。

　　女职员又点了点头，眉头皱了起来。

　　老妈妈掏出一个手帕，从里面小心地找出一元钱，不放心地用手沾点儿唾沫捻了几下，递了过去。

　　女职员盯着老妈妈那有些粗糙的手，看了看那张皱巴的、沾染了无数汗渍的一元钱，眉头皱的更紧了。她迟疑了一下，终于屏住呼吸，抓起一张报纸飞快地把钱拿了过去，迅速地打开抽屉把钱往里一扔，然后紧紧地把抽屉关好。而那张似乎已经沾染上病毒的报纸已被远远地扔到一边的废纸篓里。女职员刚要缓缓地喘一口气，突然又想起什么转身匆匆离开了。

　　“唉，同志，还没给我信封呢？”老妈妈使劲地敲着窗户。

　　女职员回了下头，似乎有些恼怒，小跑着进了里间的屋子。

　　老妈妈不出声了。

　　过了好一会儿，老妈妈等的实在不耐烦了又敲起了窗口玻璃。

　　“来了，来了！”声音甜美而轻松。女职员摇身从里间屋里出来。举着的、戴着防护手套的手不停地往下滴着水，一股消毒水的味道——异样的、让人感到冷冰冰地味道。

　　“同志，我的信封？”老妈妈嗫嚅着。

　　女职员甩甩了手，拿起信封、邮票往窗口里一扔，便再也不抬头了。

　　信封已浸湿了一大片。

　　“你看看这上面写的是内蒙古××市××学校吗？”老妈妈拿着一张纸条对女职员问道。

　　女职员抬起头瞟了一眼，点了点头。她的嘴好像让口罩给封住了，决不肯轻易开口。

　　“我不会写啊。”老妈妈用乞求的目光望着女职员。

　　女职员一怔，不相信地看着老妈妈。终于冷冷的说道“你还是找别人吧。”

　　“那我找谁呀？”老妈妈的声音中听得出焦虑。

　　周围打电话的、寄信的、汇款的，他们都在各忙各的，想着自己的心事。眼前的这个老妈妈与他们无关，他们不想也不愿与她发生任何的交往，即使对于他们是举手之劳。SARS！可恶的SARS扰乱了我们的生活！每个人心里都在想。

　　“我来写吧！”一个20多岁，刚寄完信的小伙子走上前来。

　　“谢谢，谢谢！我儿子在内蒙教学，以前每个月都来电话，现在两个多月了都没联系上，别是出了什么事，我这都快急死了。”

　　老妈妈说话的空儿，小伙子写完了，又念给老妈妈听了一遍。

　　老妈妈连声道谢，“你是哪儿的，有空去我们大王庄到家里喝杯水吧，××家。”

　　“老妈妈，您客气了。”小伙子说完走出了大厅。

　　“他是水文站的。”旁边一个打电话的矮胖老人说道。

　　大街上阳光普照。温暖、清澈的阳光，扫清了所有